陕北秧歌

秧歌，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群众基础的汉民族歌舞典范，也是汉民族春节期间主要的民俗活动。在民间，人们对秧歌的概括是：锣鼓鞭炮，红火热闹，旗罗伞扇，花里胡哨。说到这里，您脑海中大概已映现了那红绸翻飞、走三步退两步，十字步扭动、跳跃，真正是手舞足蹈的热闹场面了吧！

人们闹秧歌的目的简单说就是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人口平安！

秧歌表演是一支角色分工繁多且明确的队伍，除一两个伞头之外，有彩绸、扇子舞、花伞、腰鼓等小队伍以及装扮成生活中或神话传说中的各种人物的扭家或丑角、酸角，还有旱船、竹马、舞龙、耍狮、高跷、大头娃娃等等部分共同组成。表演时秧歌有大场秧歌和小场秧歌之分，所谓大场秧歌就是这支秧歌队的所有组成部分按照在街上行进时的先后顺序，一部分不少地随着伞头，按伞头带出的规定场子扭秧歌。这时的各组成部分各按各的路数表演自己的常用动作，但走的路线是大家一致地随着伞头走出各种传统的图案队形，这时的所有秧歌队员们心里明白，每人到了伞头按下的角子转角子时，绝不能随意移动角子的位置，更不能撂角子，否则就扭转不出伞头想要的图案。于是，在伞头的引领下，众秧歌队员根据各自扮演的角色和自身的特色，或蹦、或跳、或扭、或摆地随着紧凑的锣鼓、唢呐的伴奏，自由尽情欢舞，使现场呈现出热烈的气氛，站在高处向下看，你就会发现这貌似混乱而热闹的场面中大有文章，真可谓人在画中舞，画随人在变，让人们观赏到一幅幅龙腾虎跃、千姿百态且寓意深刻的传统秧歌图案的生动场面。

陕北大秧歌，秧歌队里有伞头及伞、扇、跑驴、搬旱船、蛮婆、蛮汉、大头娃娃等，基本上是一支完整的秧歌队，但闹秧歌不仅仅是秧歌队在闹，场外的人群其实也是闹者！

在汉民族秧歌大家庭中占很重要地位的陕北秧歌中，如果说大场秧歌是“闹”的话，那小场秧歌就是“演”了。其实小场秧歌就是秧歌队里的某一种艺术形式的细节、特色的详细展示了。一只或两只旱船与艄公上场表演一段搬水船，一男一女的骑驴婆姨赶驴汉再出来表演一段风趣诙谐的“赶驴”或“跑驴”，还有腰鼓二人斗鸡、四人对打、八人场子，或绸舞、扇舞等舞蹈表演，也有一些就和《夫妻识字》一样的有伴奏、有情节、有教化作用的歌舞小戏或逗趣的小品。

千百年来，陕北秧歌凭借丰富多彩且诡异多变的秧歌阵图，热烈奔放的肢体语言，纯朴优美而感人肺腑的歌唱以及节奏明快鼓舞人心的唢呐和锣鼓乐，让生活在苦难中的陕北人的精神有了寄托，也鼓舞着一代代陕北人走过苦难，迎接挑战，生生不息地走到现在，陕北人也把秧歌这一抒发自己内心情感，表达人们愿望和精神寄托的民间习俗与传统世代传承了下来。到1942年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以及亿万民众在华夏大地扭着“翻身秧歌”，打着“胜利腰鼓”，陕北大秧歌在全国风行。陕北秧歌这一原本只是西北一隅的民间艺术，的确鼓舞了亿万民众的革命斗志，也激发了人们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热情，这是其他民间艺术无法比拟的，也是载入史册、永留人们记忆的奇迹，更是陕北人引以为荣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认识中安塞似乎只有腰鼓，一些文化书籍中竟然将安塞排除在“陕北大秧歌”的流行区域外，这是非常错误的。其实安塞腰鼓在全国驰名之前，它也就是安塞民众春节闹秧歌时的一个节目或秧歌队伍里的一个种类而已，由此可见，陕北大秧歌在安塞也是非常盛行过的，否则也就不会有“安塞腰鼓”和“安塞转九曲”“安塞沿门子”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大树底下无杂草”的规律，安塞腰鼓渐渐地掩去了其母体，也就是安塞秧歌的光彩，也使秧歌在安塞逐渐的不引人注目了。

安塞秧歌在民间是与春节祭祀即祭天、敬神分不开的，也是和庙会分不开，而腰鼓又是和秧歌分不开的，是陕北秧歌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是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往清楚说秧歌、腰鼓在民间的真实情况，不妨先说说“会”。

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的拉锯之处，所以，除大的战争或战役发生时，自古以来安塞这块黄土地上的人口就不多，而且千百年来由于战争的杀戮和兵匪掳掠，造成陕北人人躲避人，人与人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等等性格，所以，陕北人选择住处时主要选择那些远离官道，人迹少至，近水、向阳、地多的偏癖山沟，而且居住分散。而出于自卫和宗教的双重目的，借助庙、神的神秘和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会”这种组织就诞生了。

一般的“会”是几个村或十几个村全体村民围绕一座庙宇产生的组织。也有大的“会”，可能是一道沟或一个流域内二十至三、五十个村子里千余户万余人共同组织起来的大组织，大帮会。有极个别的“会”则是以同姓同宗的户族形式出现。

当时的陕北，人们出于生存本能，想办法把单个的力量变为群体力量，以便对抗外来的欺辱或掠夺。所以户族之间，兄弟之间抱团，三至五代的同姓同宗者或是兄弟几人以及十几二十个儿子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增强自身的力量。这是安塞乃至陕北人几百年间延续的一种名为“同家”的习俗。而比家或村再大的则是“会”。

这种带有浓重的帮派色彩的“会”之所以在陕北地区，特别是安塞盛行几百年的原因，其一是宗教和这方土地上民众的信仰需求，其二是当时的政府由于战争及灾害等原因，无力管理这里的民众。山高皇帝远的民众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方法。

“会”产生了，但是由于“会”是政府或者朝廷权力之外的民间组织，而且历朝历代的当权者都害怕民众相互抱团、结派，势力强大后就可能造反，就成为统治者的威胁和隐患，所以统治者一直采取一种打压的态度。同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都利用宗教教化百姓，统治百姓的思想。于是，在夹缝中的“会”就只好向宗教意味最重的庙靠拢，以一种似有似无的形式隐藏于民间，延续在陕北大地上。因此，几百年来，安塞境内的“会”对百姓而言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它发挥的作用也仅仅局限于安慰人心，鼓励人们生存的信心。震慑敌人的作用就不大了，很少有“会”与“会”之间的大冲突。到是户族之间因利益而引起的争斗不少，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与“会”之间无法调和、化解时，就发展成户族之间的械斗，安塞人称其为“动户”，再大则可能引发动村(庄)，但动“会”的冲突还是少之又少。

当然，“会”在几百年的发展中也出现过超出以上形式的畸形，安塞境内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清末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属天地会的“哥老会”，又称“哥弟会”,和民国八年(1919年)在安塞西川兴起的“红枪会”(俗称硬肚)。其中“哥老会”的口号是打富济贫，会员初入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之后逐渐走向反动，被政府禁绝；而“红枪会”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官方，如抗粮、抗税等，聚集点在今杏子川的招安王沟门村，土地革命后自散。此外，明末农民起义的前期首领，从安塞起事的高迎祥高闯王还有比他晚几年起事，即明崇祯四年（1631年)，谭家营的谭雄率领千余人的起义军，攻克县城，驻月余后又被延安总兵王承恩派兵打败。高、谭均利用了“会”这种民间社会形式发展壮大了力量。

“会”既然要以庙为掩护，那么它的活动也只能围绕着庙来进行。每年腊月，各“会”就将自己“会”里的年轻人集中起来进行秧歌排练。秧歌北宋时称阳歌，源于祭祀土地爷的活动，也叫热闹或闹红火。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形式，内容很多，有“扭”有“跳”有“耍”。“扭”主要是指彩绸队、扇子队，早年主要以眉清目秀的小伙男扮女装，手挥汗巾、红绸、扇子等道具，身着彩服或带云角装的装扮，随大鼓、唢呐、镲、锣的节奏边行进边表演;“扭”还包括跑旱船、骑毛驴等；“耍”主要指蛮婆、酸汉、媒婆等丑角在秧歌队伍中以怪动作、怪像等诙谐形式逗乐为主，又称“丑场子”；而“跳”则指舞龙，舞狮和腰鼓。“敲起来扭(耍)起来，不敲不扭唱起来”是安塞群众对秧歌的形象的描述。

秧歌队员主要以年轻人为主，是会里群众自发的，他们一是为了红火热闹，二也是给会上的神神办事，也有的是来还口愿的。旧时的陕北农村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差，老百姓生下的孩子的成活率不高，当有的孩子得病后，父母为了孩子能活下去就祈求神灵的护佑，并许愿“孩子好了以后，从十岁或者十二岁开始，给神神闹秧歌”；有的人干脆孩子一出生，为了确保其健康成长，就到庙上求神神护佑，或者干脆求神神“保锁”。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向神灵许愿，让孩子跟上会里的秧歌队给神闹秧歌，以谢神恩。于是，陕北农村的孩子从小就开始以虔诚的态度抱着给神灵还愿目的，每年春节时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秧歌活动中。即便没有许愿的孩子，家长也会让他们参加秧歌活动，因为这样既可以让他们融入社会，也可以锻炼孩子，使其尽快成长。于是，人们抱着给神还愿或者娱神也自娱的态度，都参与到这一民间活动之中，有的成为熟悉、热爱民间秧歌的骨干，有的还成为当地的民间秧歌艺人，这样一代传承一代，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秧歌活动的延续和发展。

秧歌秧歌，必须有歌。秧歌活动中的敲、扭(耍)、跳实际上都是为唱服务的，唱才是秧歌表演的最终目的所在，而唱者就是“伞头”。“伞头”绝大多数又是“会长”，他在秧歌表演过程中唱出的，是本会对别的会和本会众乡亲的赞美或祝福。而他手中的“伞”是整个秧歌队伍的指挥棒，同时也是神的象征，他本人则是神和本会所有人的代言人。据延安时期鲁艺文学系学员、2011年，时年九十二岁的苏菲老人讲，旧时的伞头往往是一手举伞，一手摇扇子，扇子是“风调”，伞则是“雨顺”。

“伞头”是手举一把伞，走在秧歌队伍最前边，起着领头、指挥、协调、唱秧歌、组织秧歌表演和秧歌活动全过程的那个人。他必须是一个见多识广，思维敏捷，头脑清楚，口齿伶俐，通情达理，会逢场作戏，组织协调能力强，德高望重的汉子。新中国成立前一律是男人，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一些女子担任。

正月初二，谒庙的秧歌队。此时的秧歌因为是给至高无上的神唱的，所以伞头跪着唱，而且唱完之后要叩头跪拜，这 是人对神最虔诚和敬畏的表现形式！

“伞头”手中的伞现在用的就是常见的雨伞，上面装饰一些好看的饰物。旧时用的“伞”则大多是用细方木做成一个上大下小，形状如农村量粮用的斗，四面糊上麻纸，四角缀上彩纸穗，又称“搂子斗”的东西，也有用雨伞的。“伞”是秧歌活动中最高权威的象征。“伞头”手中的伞，有人说象征人类和万物赖以生存的太阳，有人说它象征至高无上的天，也有人说它象征丰收,还有人认为它象征圆满、吉祥。

在“会长”即“伞头”的组织下，经过腊月里紧张的排练，到正月初二，秧歌队便正式出台亮相了。一般是正月初一或初二早上先到庙上敬神，陕北人称其为“谒庙”，这是旧时的规矩，现今有些地方也沿袭了这一传统。敬神时秧歌队的全体成员，在“会长”和“伞头”的带领下，和村民们一道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敬神队伍。到了庙前，鞭炮齐鸣，击鼓鸣钟，会长召请神灵，秧歌队在庙门外击鼓奏乐。会长在神像前献上供品，点香烧纸叩头，嘴上念念有词，祈祷神灵保佑。秧歌队全体队员依次进入庙内进行三参三拜，然后退出庙，也可以在庙前全体秧歌队跟随伞头一起跪下，随着伞头的唱词接下音，然后三参三拜后，随伞头起来，在庙前将本队的腰鼓、扇舞、绸舞、旱船等所有排练好的节目全部给神表演一番，然后伞头带领着秧歌队开始沿门子。

谒过庙敬完神之后秧歌队开始在本会领地逐村逐家逐户拜年祝福，陕北人叫“沿门子”。给本会所有的人家拜完年祝福过后，秧歌队就开始翻山越岭，走乡转村，你请他迎地来到会外的领地上闹腾。于是正月里的陕北，到处都是欢乐和播撒欢乐的秧歌队。

秧歌队在会外的村子“沿门子”拜年演出前，也要到该村的庙或该村人敬的庙上去敬神，未谒庙敬神，万不可贸然进村。不过秧歌队只要在村外敲锣打鼓以示相告，会长和村民便不约而同一道上庙敬神。敬神的仪式完成后，秧歌队才可进村沿门子拜年。秧歌队如果贸然进村，“会长”和村民必定会将你驱逐出境。

闹秧歌的作用主要是祈求上苍一保新年“风调雨顺”，二保全“会”众人平安如意。俗语说：号响三声鬼神惊，鼓敲三通邪魔遁；还说：秧歌队院子转一转，一年四季行好运，就是具体说秧歌的作用和功能。
旧时沿门子拜年到了家户，主人在土神爷前恭敬地摆上名为供桌的方桌，献上供品，中间放一升或一碗米，点燃香火插入其中。沿门子拜年的秧歌队进院后，首先要在供桌前对神灵进行三参三拜。然后，才能进行各种程序的表演。如果疏忽了对神灵的参拜，那将是主人最忌讳之事，认为看不起他，甚至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秧歌队沿门子时每户人家都会为秧歌队备一份礼，这礼有瓜子、花生、糖、烟及现金。秧歌队表演完后会接受这些礼品，代表秧歌队或“会”接受礼品的人会在锣鼓乐器全停下后，大声喊出礼品的数量，陕北人叫“唱礼”，这是“唱礼”时的情景

在沿门子拜年过程中，秧歌队只要进了一个村子，必须一户不遗地沿过去，如果哪个秧歌队在某个村遗漏了一户，那不仅是对该户人家的不尊和污辱，同时也是对整个村子民众的大不敬。俗语“宁免一村，不免一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新中国成立前“沿门子”的讲究很多、很严格，要按照本村村民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地位、门第高低排次序，规律一般是先富后贫、先官后民、先东后西、先高后低。所以沿门子的另外一个叫法是“排门子”，但也只能选定一户人家，然后从这家开始或向东或向西、或从中往外转圈，但必须是依次，不能时东时西，人说过年三天无穷富，秧歌队不能欺贫媚富。现如今沿门子顺序由秧歌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但必须挨门逐户的进行，所有人家也都会为秧歌队准备好答谢的赏钱及糖果瓜子烟酒等。只有一种情况秧歌队可免上门，那就是这一家近期有老人过世或亲人出祸事、遇不幸，家人处于极度悲伤时期，不愿秧歌队上门。当然这家人必须提前告知本村的分会长或秧歌队的组织者；于是，秧歌队过这家时，大家都会停止表演，尽量悄无声息地走过后再重振旗鼓。

当走进某家院子，秧歌队表演一番后，随着伞头的指挥所有人都走到场边绕场慢行并表演动作幅度小的动作，伞头走进场子中央开始即兴演唱一些内容吉利且贴切，句式押韵的四句或多句的歌。伞头唱完后在他唱时停下来的所有队员接着他的下音复唱最后一句，陕北俗语称“接下音”、“接口音”或“接口愿”，表示“但愿如此”或“就是这样”的意思。代表神的意志，代神传言的伞头唱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真可谓唱古唱今唱中外，唱人唱事唱生活，唱山唱水唱自然，唱喜唱忧唱吉祥，唱得所有人都喜笑颜开，心花怒放，这时秧歌就达到了高潮，也达到了闹秧歌的目的。

闹秧歌时的小场秧歌，也就是秧歌剧表演。遗憾的是这一延续了几百年，老百姓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艺术形式，在陕北许多地方已经很难见到了

“伞头”唱秧歌时是最吸引人的，众星捧月般站在场中央的他，虽然是即兴吟唱，但音域宽广洪亮，粗犷豪放，歌声抑扬顿挫，富有情感。特别是他看似随口唱出的歌词，正如李雄飞先生文中描写的:“出门见山者有；娓娓道来者有；波澜起伏者有；一泻千里者有；白描细雕者有；浓墨渲染者有；层层铺垫者有；上下呼应者有；含味无穷者有；戛然而止者有，不一而足。赋比兴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更不用说土生土长的信天游了。作品有高雅的、粗犷的、细腻的、豪放的、凝重的、活泼的、锋芒毕露的、雍容平和的、不胜枚举。欣赏它，绝不亚于我们摇头晃脑地去读汉乐府。且时代愈发展，思想愈丰富，语言愈精彩”。如若不信，我摘几段秧歌词你品一品其中滋味:

在农家院里唱的:
进了院子仔细观，这院地方字坐端。
背靠金山面向南，祖祖辈辈出大官。（祖祖辈辈是老富汉）
进了院子仔细观，这院地方修了个宽。
背靠金山面向南，丰衣足食有吃穿。
进了院子仔细观，墙上又贴些戏牡丹。
众位亲朋都来看，这家的大嫂好手段。
进了院子设宴开，秧歌给你送财来。
财神爷送在喜神爷怀，斗大的元宝转回来。
进了大门兴冲冲，粉白墙上挂红灯。
我看那灯笼透亮红，生下个儿子做将军。
一撒金来二撒银，三撒买卖多茂盛。
四撒骡马成了群，五谷丰登转回门。
谁的伞儿园，我的伞儿园，伞儿一转撒金钱。
金钱撒在你门前，荣华富贵万万年。

在乡政府唱的是:

乡党委好似一只船，船里群众千千万。
党中央掌握方向盘，书记带咱把船扳。
锣鼓唢呐齐声响，颂歌唱给党中央。
改革开放顺民心，尔格咱过上了好光景。

在商店里唱的:
进了商店仔细观，样样货物都俱全。
服务热心又周到，商品经济搞活了。
在学校里唱的歌词:

教育方针放光彩，三个面向记心怀。
废寝忘食育英才，为祖国培养下一代。

有时，秧歌队沿门子时，当表演完小场，伞头准备唱秧歌时，许多家里有小孩的人会把怀里的孩子递给伞头，伞头接过小孩抱着唱出:
日出东海一盆花，花开四季照万家。
伞头怀抱贵娃娃，文武榜上定有他。
天台地台山羊台，娃娃抱在我打伞的怀。
抱上娃娃转三转，一年四季不生灾。
喜迎开、笑迎开，我看这娃娃好五台(五官)。
前心保满后心平，文武榜上定有名。

主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多病不好抚养者驱妖镇邪顺时运，或为自己金贵的孩子从伞头口里讨个吉利。这样的唱词，你说谁听了会不高兴呢?

在闹秧歌的过程中，伞头带领的秧歌队虽然是代表会或者一个组织的，秧歌尽量唱的庄重、严肃，但是也可以视主人与伞头自己的关系，适当的开些玩笑，在玩耍、笑骂中求吉利。比如伞头如果带领秧歌队进了自己爷爷辈分的人家的院子，也有人这样唱：

满脸圪皱豁唇唇牙，连个米汤也咬不下（读ha）。偷吃了老君久炼的丹，就像个驴驹在撒欢。

作为主人的爷爷，虽然被人用歌唱着给骂了，但是希望长寿的他心里却非常的受用呀，于是笑得合不拢嘴。有一位伞头带秧歌队到自己外婆家沿门子时，就给外婆唱了这样一首秧歌：进了院子我仔细看，嫩格蛋蛋的外婆门上站；红格彤彤的嘴唇刚用过饭，一对对毛眼眼把秧歌看。

这样的秧歌一唱出来，就让满场子的观众们笑的前俯后仰，就连自己的外婆，也笑的直不起腰，嘴里骂着：这龟兹孙，连你外婆也糟蹋呀，哈哈。

在秧歌沿门子的过程中，伞头见什么样的人家就唱什么样的秧歌。大多数人家是家道兴旺发达，光景舒心得意，那么就唱着对这些人家的老者赞其少，少者益其智，男人夸其勤劳壮实，女人赞其人俊手巧；经商者祝其“财源广进、茂盛”，家有为伍者祝愿“立功喜报贴满家”。反正是好上加好，锦上添花。对失意、失火等家中不顺利者，伞头更要使出浑身的解数，使劲的想出好词好句，把不好的光景说一下后，再加以预示和禳解，给主人以安慰和鼓励。比如在一家刚失过火的人家，伞头唱道：

年时大火带来灾，烧了烂袜子露底鞋；金银元宝是烧不烂，大火过后就财门开。

还有对一个刚丢了官职的人唱“摘了乌纱一身轻，省事省力又省心”；对一刚遇了车祸的人会唱：“谁无三灾和六难，大难不死有后福”。安塞人非常相信“移改”，也就是把不吉利的事和话，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把祸说成福，把歹说成好，这样就可以达到禳解的作用；也因为秧歌队是代表会上的神仙们来布福的，又有锣鼓大镲等等响器驱赶邪祟，故此能起到“借口福”“随口愿”的心理平衡的作用，所以，在闹秧歌的过程中，最怕的就是唱了上句忘了下句，也就是失场，这种情况陕北人就叫“跌秧歌”，也有的地方叫“栽秧歌”，因为那样的话，主人虽然不会怨伞头，但是他会认为这是神的旨意，也是自己命运晦气，会让他一年里没有信心，也没有好心情。
如果秧歌队在表演中因队员劳累或别的原因出现差错和失误，伞头唱出的又是：

太阳下来雾格沉沉，远照近照都是亲朋。
我们的秧歌没排成，众位亲朋多指正。
假如伞头觉得自己到某家时即兴编唱的词不贴切，或者唱的时候嗓子发干，没唱好时他又会唱出:
锣鼓大镲齐声响，高声来把秧歌唱。
歌词呆板调不新，观众面前丢了一回人。
白枝黄蒿长不成材，我这个伞头没才怀。
今日到把师家拜，指出毛病立即改。〈或:指出毛病下次改)
锣鼓一落我开声，我这个伞头没水平。
不会唱歌乱嘶声，观众面前丢了个人(或:众位亲朋多指正。)

听了这歌唱，谁又会计较这位主动道歉的“伞头”的不足和过失呢?而闹秧歌这种民间活动达到了在一元复始的正月里“动动响器不生灾”之目的的同时，伞头唱的秧歌，又把欢乐美满，吉祥如意送到了千家万户。这正是陕北人闹秧歌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在演唱中，伞头唱出的歌词句式必须押韵，内容必须吉利，绝不能出现一个不吉利的字眼，更不能中途忘句、卡壳，否则也会被主人及观看秧歌的众乡亲视为不祥之兆，有可能影响主人和观众们一年的情绪。

“伞头”中有许多人一生乐此不疲，有些人还比较奇怪，比如沿河湾镇贾家洼村的王殿登，平时说话总结巴，可一举起伞唱起来则字正腔圆，流畅风趣。而个别人到死都痴爱这一艺术。招安有名的伞头胡世山，70几岁上病入膏肓，已不能言语，水米不进了。正月里村里闹社火，家里儿孙们出去看热闹，忘了家中躺在炕上不能动了的胡世山。中午秧歌队分派到各家吃饭，儿孙们回来见老人手中握一根烧火棍，呆呆地坐着，任谁也从他手中拿不走。下午锣鼓家什一打起来，老人一个激灵后春风满面，手中紧握了一中午的烧火棍随锣鼓的节奏上下有力地动起来，直到听不见鼓声老人又才静下来发呆。夜里，这个闹了一辈子秧歌，当了半辈子伞头的老人，面带笑意辞世。而安塞一般人一听到锣鼓声就坐不住了，就身不由己地往秧歌、腰鼓场上跑，这是安塞人的天性，也是秧歌、腰鼓在安塞盛行千百年的原因所在。

秧歌活动中，“伞头”从始至终都是秧歌队的核心。他先组织所有队员排练，在年后的表演中，他要让各种角色都把自己的技艺充分发挥、展示出来，要让整个活动井然有序，要让场上所有闹秧歌的人相互配合，要让各种表演的气氛活跃、自然流畅、多而不繁、快而不乱；整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间结束、到什么地方、安什么场子、布什么图、变什么队形、节奏的快慢都由他决定。

在闹秧歌的过程中，最热闹，最红火的要数大场秧歌了，对伞头而言，最难的也要数在大场秧歌中走大场图了。陕北大场秧歌图号称有七十二种，囊括了祭祀、军阵、历史、人物、衣食住行、鸟兽花木等各种自然、人文图案。秧歌图案和中国传统的建筑园林以及衣服等艺术一样，讲究平衡和对称美。在走大场时，开场必须是“白马分鬃”，收场又必须是“天地牌子”。这些场图都是前人传下来的，图案固定，从不同的方面取吉祥的意思，鼓舞民众的精神。走大场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广场或者院子，要能把图案摆出来，摆得开；另一个条件就是秧歌队必须要有足够多的人，如果人数不够，大场的图案就摆不出来。所以在一般人家的小院子里，是不怎么走大场的，走也就是走一些简单、明快的小大场，一些复杂的，比如“马方困城”“蛇盘九颗蛋”“卷白菜心”“十二莲灯”等大场子，只能在有特别大院子的人家和村子的广场上，或者到城市的广场里才可以表演。

秧歌队在村道行走时，一般是男女各一队，进了村民院子，就合二为一，一男一女互插成一队，跟在伞头的后面在院子里转场子。开始走场子时，本来一前一后的主伞头和副伞头，一分为二各带一队向相反的方向扭去，各转一圈后又合二为一，一男一女互插成一队，这时，大家就跟着主伞头开始走场子。这开头的场子就叫“白马分鬃”。收场的“天地牌子”就是拜天拜地，希望或者是祈祷天地能风调雨顺，恩赐给人们一个丰收年以及吃穿等生活所需的万物。

走大场时，伞头右手举着伞上下舞动，左臂随着鼓点的节奏在身前舞动，用眼睛的余光观察身后的队伍，掌握行进的快慢。到了一个位置，该向左转时，他就转身向左，再退后一步，接着再左跨一步，待身后的队员从面前跨过，他才迈步向下一个位置行走，走到他认为合适的位置，再重复前边的动作，再安一个角子。后面所有的队员到这个位置都要以他的那样的动作转身，这样一个角子连一个角子，秧歌场子的图案线条的拐角就形成了。伞头的这一步就叫“安角子”，伞头的水平主要是看角子安的怎么样，角子安好了，全场走出的图案就齐整，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安不好就看不出名堂，还容易走乱。当然，秧歌队的任何人在转角子时，千万不能撂丢角子，撂一个，就会使伞头准备走出的图案无法完成。这时的伞头真的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自己安下的角子转出来是什么图案，他要胸有成竹，也不能在安的过程思考，更不能犯糊涂，必须一蹴而就。在安角子的过程中，伞头要掌控好秧歌队的队形图案的同时，还要和腰鼓手等秧歌队员默契的配合，掌握好场上的节奏，该快时快，该慢时慢，是不是个好伞头，其实也就是看几步走。这本事不是谁三五天，一年半载可以学来的，不经过老伞头的指点，不好好的练是万万做不来的。

当一个大场子转出来了，场子边上看秧歌的人们也会随着秧歌队加入到扭秧歌的队伍，这时场子上就是人流构成的长龙，这长龙线条蜿蜒曲折，川流不息，这时鼓点子越来越快，人们的脚步也越扭越快，男男女女，人人盯紧前边的人，随着人流呼啦啦地扭呀转呀，身前身后都是疾速而过的人流，谁也顾不上谁是谁，也看不清男和女，耳边只有咚咚锵锵的鼓声，眼前只剩点点线线的五彩缤纷，旋转不停。这时，鼓声让人们亢奋，人流又使鼓声激越，人们忘记了你我，忘记了困顿和饥饿，忘记了恩怨，更忘记了忧愁与苦痛。忘记了一切的人们，在自己踢踏起的黄土烟尘中，如醉如痴，如梦如醒，如狂如癫，一个个扭秧歌的男女，如烟似雾，如鱼如水，此刻的人们似乎都融于天地，纵情地宣泄纵情地欢乐，真的是达到了癫狂的状态。这时，你也就可以理解秧歌为什么会在陕北这块贫瘠而苦难的土地上，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原因了，你也就明白了秧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让一代代陕北人乐此不疲。

秧歌中的唱，除了伞头以外，还有小场子中的小节目，也就是秧歌剧。这一秧歌的艺术形式还有另外一个叫法是“踢场子”。当秧歌队沿门子来到某家院子，进行完程序性的转院、唱祝福、祈福秧歌等表演后，秧歌队绝大多数队员们会在伞头的指挥下，围场蹲坐，或者干脆解散，喝点水、抽支烟休息一会。这时，会有或弹或吹、拉的，少则一名，多也不过三人的乐师伴奏，两个或三、四个秧歌队中的男女队员，简单地换一下衣服，拿起小道具走到院子中央，开始表演有故事情节的小剧。大多的剧情是一男一女两个青年装扮成夫妻或兄妹，表演一个剧情短小精悍且有一定针对性和教育意义的故事，在娱乐民众的同时，给人们以启发和教育。剧情故事大多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但对人们生活危害较大的一些不良习性，比如赌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顾家中父母、妻儿老小、喝酒误事等等情节，最后结尾时揭示出“这样不好，会让人看不起，也会让自己的日子过不好，还会影响父母、亲人”等等。群众在这种喜闻乐见，又是自己熟悉的半大小伙女子们表演的小剧中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受到启发教育。表演时场上表演动作的演员大多只做动作不发声，场边有两到三个唱得好的青年或在校学生，看着剧本，和着伴奏的音乐，在场上演员做出动作的同时配唱出歌词或对白，还有介绍或解释剧情的旁白等。演者和唱、说者基本分离，和文艺节目中的双簧有点像，但又不是双簧，偶尔也有在场子里就表演就说唱的。这一原本在陕北秧歌中固有的，以教化民众为目的的艺术形式，启发了昔日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他们按照这一形式创作出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红极一时的秧歌剧。遗憾的是，由于这一艺术形式排练繁琐，而且要有一定的导演水平，而目前人们浮躁的心态，怕麻烦求简单等等因素，致使小场秧歌，也就是“踢场子”这一秧歌艺术形式，在延安除延川乡村秧歌中偶尔可见外，其他各县秧歌中已近绝迹，有许多四十甚至于五十岁的中年人也都不知道有这一艺术形式，以为小场秧歌就是秧歌队中的腰鼓、扇子舞、水船、毛驴或耍狮子、舞龙的单独表演，“踢场子”就是腰鼓手耍威风，往大哩踢表演场地，这是非常错误的。就笔者近十年春节期间，经常到陕北各县采风时的所见所闻来看，榆林市的绥德、米脂、子洲、清涧等地乡村还留存着这一艺术形式，也有一些县的文化馆还经常为群众编印秧歌剧剧本，并下发到各闹秧歌的村子，以方便群众正月里闹秧歌之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但从陕北各县总体上看，小场秧歌这一艺术形式处于萎缩和消失之中，这应当引起各级文化部门，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重视。

正月十五白天秧歌、腰鼓等上街或在本村大闹一番后，晚上等浩月初上时，秧歌队就会来到转灯场，拉开转灯或观灯活动的序幕。转灯又叫转九曲，是陕北正月期间比较盛行的一种民间风俗。关于转九曲后边专门有一个章节要有详尽的描述，这里就不啰唆了。
过去，大多数地方的最后一场秧歌是正月十五转九曲时的，也有一些地方二月二的秧歌才是一年里的最后一场，但是不多。正月里的秧歌是敬神和祝福人、给人们祈福的，二月二的秧歌则是祭天的活动。

民以食为天，二月二之后大地复苏，一年的劳作和希望又摆在人们的面前。为了祈求上苍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便打腰鼓闹秧歌祭天。这种活动也叫“公鸡会”。祭天活动在晚上进行。有经验的老农在本村周围选择最高山顶作为祭天地点。夜幕降临，篝火四起，全村男女老幼纷纷出动。高山顶上篝火通红，鼓乐齐鸣。祭天仪式开始，由会长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各摔一颗鸡蛋(或撒一把五谷)，俗称打五方。然后，伞头代民众进行祈祷歌唱，鼓手及其他秧歌队员和村民接下音应唱之后，秧歌队围着篝火进行一番扭打表演，用歌用舞虔诚地祈求神灵保佑这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来源：《陕北的魂魄》郭志东编著）